近日，國內就 “怎樣算是世界一流大學” 議論紛紛。起因是，國內多個知名大學就自己與雙一流的距離展開自我評定或請外部機構評定。例如，清華稱教育部專家組評定清華大學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北大稱已全面實現了 “雙一流” 建設近期目標，人大稱整體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北航也高質量全面完成了各項建設任務，具備了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特征。
對于這些自我評價或外部評價，許多普通網友認為都是自評自夸，也有研究者認為宣稱 “世界一流” 的別無選擇，反映了我們原創(chuàng)匱乏的根源之根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后鄧耿就此投稿，闡述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指標不是目標，而是手段。從更長遠的歷史來看，鄧耿認為，人類文明的進程中，大學能否為未來的子孫提供足以令其延續(xù)和發(fā)展的物質基礎與精神來源，更是一個值得長期思考的問題。如果不能，大學的存在則無意義，雙一流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撰文 | 鄧 耿（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員）
責編 | 陳曉雪
2020年的夏末秋初，轟轟烈烈的 “雙一流” 建設進入第一階段的收官時期，以北京大學的 “曾許人間第一流” 為討論開端，眾多大學的 “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宣言為壓卷話題，“世界一流大學” 這一概念又一次被人們廣泛討論。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被教育界提出以來 [1]，圍繞著這一問題的討論已經歷時三十多年。今天我們到底建成了 “世界一流大學” 沒有？從這個問題出發(fā)，值得思考的不僅僅是當下的目標，更是中國高等教育在 “一流時代” 行將結束之后的新方向。
“一流” 的迷思
《漢書·敘傳下》“劉向司籍，九流以別”，指的是《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九個先秦諸子學派。雖然劉向、班固心中可能有不同學派的地位高低，但也并沒有明確一流、二流乃至末流的區(qū)別。后世隨著詞義的流變，“一流” 逐漸等同于 first class，開始具有了等級高低的含義。近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從無到有，從零開始建設現代大學，學習世界其他大學建設經驗，不斷追趕其建設成果，成為中國大學發(fā)展歷程的主線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國不同高校陸續(xù)提出要建設 “世界一流大學” 的目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清華大學王大中校長提出的 “三個九年” 的目標 [2]，即從1993年開始分三個九年，按照建成綜合性大學（2002）、初步達到世界一流大學水平（2011）和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學（2020）三個階段建設清華大學。按此估計，今年正是這一目標的收官之年。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當中，也不乏反思甚至質疑的聲音。首先，大學能否排出高低座次，分出世界一流、世界二流乃至世界末流大學來，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當然，大多數人仍然承認存在著世界一流和世界二流的區(qū)別，但是對于世界一流的標準應當為何，以及世界一流內部還能否區(qū)分為世界頂尖大學和世界一般一流大學存在較大的爭議。本世紀以來，伴隨著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入，對于高校的評價方式也越發(fā)定量和細致，在招生利益、資源分配、國際聲譽等因素的復雜互動下，不同來源的大學排名榜單在過去二十年中吸引了中國高校的廣泛關注，也成為了評價世界一流高校的最主要抓手之一。不可否認的是，以大學排名為代表的定量化評價指標，在過去中國高校建設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它為高校建設提供了具體可執(zhí)行的操作路徑，而其中一些因素也確實是大學建設當中必須發(fā)展的，例如硬件設施、生師比、科研論文數量等等。但當排名接近一流乃至到達一流之后，上述目標導向的建設途徑還能否進行下去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從 “雙一流” 工程開始以來，就一直有不同的聲音，討論一流大學的標準到底應當是什么。當定量的事實判斷不再為人們所廣泛認可之后，討論評價標準實際上就成了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有人說要按照諾貝爾獎得主的數目，有人說要按照學生流動的比例和方向，有人說要按照發(fā)表論文數，有人說就按照大學排名。關鍵的問題在于，上述這些標準并不是相互融洽的。在一套標準下可以認為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在另一套標準下就難以被認定為是世界一流大學。更重要的是，標準之間往往也沒有相關性和可比性，很難找出一個最客觀的標準。例如，按照國際學生比例而言，2020年清華大學的國際新生比例本科生為7.3%，碩士生為12.8%，博士生為2.3%，這一數字已經基本上接近東京大學的國際生比例10%，但依然落后于哈佛大學的本科12%和研究生的28%。而在自然科學領域，哈佛大學有110余位諾貝爾獎得主，東京大學已經有11位諾貝爾獎得主，清華大學至今為0。如果再把美國大學的橫向比較納入進來，MIT的研究生國際比例達到41%，然而諾獎得主的數量只有哈佛大學的一半多一點。清華與東大相比，說明國際生比例與諾獎得主數可以不相關；東大與哈佛相比，說明可以正相關；哈佛與MIT相比，說明可以負相關。誠然，上述指標依然是優(yōu)秀大學的必要條件，我們可以根據其它一些標準，為上述的矛盾定出定量化的解決方案，但是這并不能改變在這種排名過程當中所面臨的本質問題：那就是定量化確定一個大學是不是一流大學，表面上看是一個事實判斷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標準選擇的問題。換句話說，用不同的標準來選擇，就有可能造成不同的世界一流大學。更進一步地，在已經具有相當水平建設的基礎上，如果想讓一個學校成為 “世界一流大學”，只要選擇好了適當的指標，那就可以讓它具有 “世界一流大學” 的性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上述過程當中，“世界一流大學” 已經變成了一個定義的游戲，而不再是建設的結果。在大學建設發(fā)展的早期，圍繞各種指標做文章是有價值的，因為彼時是從零開始的建設，需要量化指標提供方向。但是當發(fā)展已經接近一流，乃至可能在某些領域超過一流的時候，這種定量化指標就失去了指導意義，并且在將來只會越發(fā)的異化：成為不同大學之間相互爭奪排名優(yōu)勢，或者為了標準自娛自樂的游戲。如果不能走出這樣一種對于 “一流” 的迷思，那么不僅談不上一流之后的建設方向，就連真正的一流都很難達到。
認識、認可與認同
不過，上述關于標準的討論，也并非完全沒有啟發(fā)之處。如果說 “世界一流大學” 的種種定量指標，在根本上都離不開人為選擇的話，那么我們是不是應當回到人們對大學評價的原始狀態(tài)去思考這種選擇到底是因何而起，以及又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呢？就中國大學的發(fā)展歷程而言，在整個舊中國、乃至新中國早期，除了個別頂尖大學和一些教會或外資參與的大學之外，中國大學在世界上的整體聲譽可以說是籍籍無名，連為人認識都談不上。過去三十年來的建設歷程，基本上完成了讓人認識到讓人認可的跨越，這從中國各大學的國際聲譽、學術排名評價以及國際師生的數量等方面都可看出。當然，這一過程也是同時段中國綜合實力提升的結果，并且與高校世界排名的提升是相伴隨發(fā)生的。然而 “認可”，終究不是 “認同”。“認可” 意味著是游戲參與者，依然不是標準制定者?；氐角懊?，從對一流大學評價標準的分析上來，其中相當多定量評價的指標并非是中國高校的自娛自樂，而是驢子面前掛著的胡蘿卜，例如長期以來一直為人詬病的SCI文章問題。作為科學成果計量的一個重要工具，SCI引文索引有它自己的獨特價值。然而也早有人指出 [3]，歸根到底它不過是某些商業(yè)公司開發(fā)出來的計量工具，以此作為評價高校師生乃至評價高校自身的重要指標，實際上反倒陷入了一種怪圈。這導致中國高校和師生為了獲取這種認可，過于執(zhí)著手段，忘記了真正的目的。這一現象并非只存在于SCI一個方面，而是存在于上述以具體指標作為評價標準的整個體系中。而當我們回顧以國際聲譽、國際師生占比和學術評價作為評價一流大學標準的緣起時，它們力圖揭示的真正本質應當是對于大學的認同。聲譽的產生、人員的流入、評價的提升，都是第二性的指標，它們不是憑空得來的，也不是通過技術手段獲得的，而是緊緊依托于大學本身第一性的本質。今天當我們指稱哈佛大學的國際聲譽足夠高，我們所認知的并不是這種虛名，而是這種國際聲譽產生的原因：大學所傳遞的文明星火、文化精神和價值觀念，大學中產生的精神文明成果，大學教育體系所采用的方針和政策，等等。對于這些本質特征的認同是塑造人們心中一流大學形象的更深刻原因。在近現代大學發(fā)展的歷史當中，對于大學的認同也經歷了地域的遷變。最早的大學誕生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亞，經過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之后，世界大學教育的中心轉移到了英國、法國和德國，十九世紀的西歐無疑是世界大學教育以及相應大學改革的核心。彼時在美國，高等教育尚處于發(fā)展的初級階段。1883年，美國物理學家羅蘭發(fā)表了《為純科學呼吁》的著名演講，在演講中指出，“……我們國家有380或者400個左右的機構稱自己為學院或大學！我們或許可以借此聲稱我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擁有大學的數量比世界上其它國家的總數還要多。事實足夠明確，整個世界也基本上很難有能力支持如此多的一流大學。它們一窩蜂地出現，平庸的詛咒一定會降臨到它們身上。它們必定是一群蚊蟲，而不是自詡的雄鷹?！?/span> [4] 羅蘭對美國大學和科學的發(fā)展不甚滿意，而英國的法拉第和瑞典的林德則是他演講中提到的理想人物。經過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巨變，世界學術與科學中心發(fā)生了從歐洲向美國的轉移，高等教育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美國。從那以后美國大學才聲名鵲起，直到今天占據著世界絕大多數一流大學的地位。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不斷涌現出新興大學，陸續(xù)加入追趕世界一流大學的梯隊，但除了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少數地區(qū)之外，鮮有獲得成功者。并且上述后起之秀也大多停留在認可的階段。它們的核心理念和價值，要么照搬歐美大學的建設成果，要么并未獲得廣泛認同。事實上，這一困境并非無人注意到。早在近代中國受到西方文明侵入的二十世紀初，“國學” 一詞應運而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降，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程度的提升，相應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文化本位意識也在逐漸增長。國學熱、中國學、中國學派，以及 “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都曾在不同的時期被人提出過。這些努力都基于一個非常直觀的認知：我們想要塑造認同，那么就要建立我們自己的標準。但是對于大學建設而言，到底什么樣的自己的標準才能夠成為認同的核心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話在文化與藝術的領域可能是成立的，但在與高等教育密切相關的學術與價值觀念的領域，還能夠這么做嗎？
“世界” 才是關鍵
讓我們重新審視一下 “世界一流大學” 這個詞。真正值得我們追求的目標，到底是 “一流”，還是 “世界” 呢？稍加反思便可發(fā)現，所謂 “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 本來就是一個悖論：難道外國會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嗎？外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然是外國特色，又有誰能夠和中國的大學比中國特色的 “一流” 呢？問題的要害，并不在 “一流” 上，而在 “世界” 上。“世界” 這一根本屬性意味著，簡單回歸民族或是樹立特色并不能達到建立有效認同的目的。如果我們認為并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世界學術的標準，世界各地區(qū)、各文化的大學就應該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彼此也無法比較的價值標準的話，那么就不用追求 “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各自文化的一流大學就可以了。如果我們還認為世界上的大學，雖然可以有彼此的特色，但是應當具有某些共通的價值觀，應當有著一些類似發(fā)展取向的話，那就一定要清醒地意識到，所謂的大學認同應當是在這樣共同的文明基石之上才能成長出來。是否應當有一個統(tǒng)一的世界大學文化價值？如果從比較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看，當然不應該有。但這種觀點無助于我們認識歷史上存在的廣泛的文化交流，也無從解釋大學發(fā)展歷程中所經過的幾次地域中心轉移。更加困難的問題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謂各自文化單獨的價值觀念，無法回應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性問題，也無法提供全球化所需要的人才，更不能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zhàn)。另一個在理念層次上的原因是，科學與學術沒有國界的區(qū)別，只有先進與否的區(qū)別。數百年來自然科學的發(fā)展歷程說明，整個世界只有一個統(tǒng)一的科學共同體。推而廣之，人類文明也只有一套互通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體系。盡管它的不同部分之間有時存在隔閡，甚至一些地方彼此割裂，但是總的趨勢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過去由于地域和文化傳統(tǒng)的問題被人為或自然因素分隔開的獨立進化的學術體系，在今天也逐漸百川歸海，相互交融。關起門來辦學術，在未來是絕不可行的。這也提醒了我們，盲目追求所謂 “中國特色”，并不能真的使我們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只會離這個目標越來越遠?！爸袊厣?可以是研究方法的特色，可以是研究團隊的特色，可以是所持價值觀念的特色，但絕不是固步自封、閉目塞聽的特色，也不是另搞一套、占山為王的特色。過去數百年西方的高等教育體系和其產生的學術成果，之所以能夠獲得認同，也并不是因為它們具有 “歐美特色”，而是因為它們有適用于中國的可能性。換言之，是因為它們的普世性、而不是因為它們的特殊性，才使得它們成為世界性的價值認同。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今日的西方大學文化以及相應的學術全無問題。舊時代的西方中心主義依然時時幽靈重現；伴隨中國崛起，政治與學術之間的關涉，也越發(fā)密切；在應對當代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話題和人類未來持續(xù)發(fā)展的困境面前，也顯得時有乏力。也正因為此，這給中國高校提供了建設成為真正世界一流大學的空間：為人類文明和命運的共同體提供新的話語體系和實踐路徑。這既不必是東方的，也不必是西方的，只要是世界的。如果一定要追求 “中國特色”，那么它產生于中國，這本身就是 “中國特色”。其他的 “特色”，既無足輕重，也沒有必要。
回歸大學
應當正視的是，過去三十余年建設一流大學的歷程，以及將來一段時間很多中國高校依然要繼續(xù)進行的建設歷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走向 “世界一流大學” 的過程中，這些高校準備了充足的條件。今日通過定量指標完成 “世界一流大學” 建設目標的事件，與其說是一種目標的呈現，倒不如說是一種信心的建立，或者是概念的祛魅。其中意圖建立文化自信的象征意義，要遠大于建設一流大學的實際意義。然而如前所述，文化自信并不是回到過去、回到傳統(tǒng)，更不是固步自封、閉目塞聽。對于大學而言，首先應當有能力、有條件、有胸襟全面、深刻、完整地傳承和研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揚棄過去中西體用論的爭論帶來的潛意識，不再過分糾結于具體何者學說為中，何者學說為西，何者制度為新，何者制度為舊，從而避免陷入標簽式的爭論和無謂的內耗。大學應當只以真理為主要的傳播對象和主要的研究方向，認識與接受世界的多元組成本身就是了解真理的重要步驟之一。在這樣的基礎上，才有可能談到如何構建大學認同和真正有價值的文化自信。當下為人所關注的種種量化指標，例如招生規(guī)模、招生質量、師生比例、國際化程度，乃至軟硬件設施、科研論文數量等等，都應當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和統(tǒng)籌安排，它們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過這些可量化的指標所構建出來的大學環(huán)境、大學風格、大學體制，才更加重要。如何評價這樣建設的結果，就看能否在人類整體的意義上繼承和發(fā)展文明既有的成果，回應乃至解決當下及未來人類發(fā)展所面臨的永續(xù)問題，孕育出具有深遠時空觀念和學科視野的世界型人才。當然，上面的討論并不是說一所大學不應當以它所在的國家為服務對象。大學既然享受納稅人的資助，自然也應當對它所在的社會環(huán)境有所貢獻，甚至作出突出的貢獻。然而一方面，這種對于所處國家與社會的即時的貢獻，往往是技術領域和應用科學領域所涉及的范疇，它可以由大學完成，也可以由其他的研究機構、甚至是社會組織來完成。這與如何提升大學本身的地位和檔次，關系并不特別密切，只能說明大學服務社會的程度多少。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忘記羅素在回應為什么不去參加一戰(zhàn)時的精妙回答，“我就是他們要保衛(wèi)的那種文明。” 大學作為文明成果的傳承者和創(chuàng)造者，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最為驕傲的名片，體現了它在世界中的地位。此外，伴隨著本世紀以來社會、文化、科技領域發(fā)生的深刻變革，大學的形式、功能和結構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發(fā)生新的變化，一流大學的形式化指標將越發(fā)難以直接確定。探索面向未來的高等教育模式，甚至不以既有大學體制本身為依托而拓展其他的實驗教育和民間教育模式，都是很有必要進行的高等教育實踐活動。在這樣的變革浪潮中，一所大學是否能被名之以 “世界一流大學” 的意義，也越來越小，它所完成的使命和事業(yè)才更加重要。從更長遠的文明發(fā)展歷程來看，大學誕生至今也不到1000年的歷史。很有可能在未來，文明還將以其他的方式延續(xù)下去，但是沒有大學的參與，更就沒有所謂 “世界一流大學” 的爭論了。然而今天的我們，能否為未來的子孫提供足以令他們延續(xù)和發(fā)展的物質基礎與精神來源，倒真是一個值得長期思考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今天解決了中國大學到底是不是 “世界一流大學” 的這個心理包袱之后，更值得中國的大學去思考。所以最后，就讓我們再給出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定義標準吧：那些不再糾結自己到底是不是 “世界一流大學” 的大學，才是真正的 “世界一流大學”。
與陳石、曹檸的討論有助于本文的形成，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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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強連慶：《為創(chuàng)辦世界第一流大學打好基礎》，《上海高教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9頁[2] 左春明，周月紅：《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向世界一流大學跨越》，《中國教育報》2003年4月11日第3版[3] 穆蘊秋，江曉原：《SCI和影響因子:學術評估與商業(yè)運作——Nature實證研究之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3卷第5期，第68-80頁[4] 亨利·奧古斯特·羅蘭：《為純科學呼吁》，王丹紅譯，《科學新聞雜志》200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