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非青椒的一次絕地反擊
撰文丨嚴勝男
一. 絕境
從國家研究中心的撤退，是一場盲目自信。
于劉小春而言，在來這所中部雙非學校之前，最好的科研不過是一個步行5分鐘的生活圈，用電子顯微鏡中納米的尺度捕捉金屬材料的構造規(guī)律。他曾經是中國科學院金屬研究所的副研究員，是院士的學生，是沈陽材料科學國家研究中心球差電鏡中心的建設者和管理員，在沈陽求學、成長、工作、成家立業(yè)，落地生根。
真正脫離這個圈子才能夠理解，支撐起這些平淡與重復需要花費多大的精力，這是一位職業(yè)科學家拼盡半生登上金字塔頂端后才有可能具備的：數(shù)千萬的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經費、上億規(guī)模的實驗平臺建設經費、還有許許多多專業(yè)的科研支撐技術團隊。大樹底下好乘涼，身處全國頂級的科研平臺之中，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在哪里都能長成一棵大樹。
2019年10月，劉小春來到長沙理工大學，他面對的是一個空蕩蕩的、一無所有的200平房間。從沈陽到長沙，兩座工業(yè)城市，兩千多公里的距離，一次抉擇讓劉小春的科研職業(yè)生涯急轉直下。
作為一所直屬于湖南省的雙非院校，其攫取資源的能力早被學校層級所限制。許多人表示，“最難不是做科研，最難是在雙非院校做科研”。
一無所有的意義是慢慢浮現(xiàn)出來的，那是聘用合同、他人的經驗、自己的預設都無法抵達的真實。是學校在透射電子顯微鏡領域研究基礎為零的窘境；是帶著經費和樣品出去發(fā)現(xiàn)機時合同簽訂不了的尷尬；是招聘來的科研助理接二連三離職而去的無奈；是科研啟動經費即將花光而申請下一筆科研申請遙遙無期時的無助。
他曾經天真地以為，沒有了科研平臺支撐，憑借過往的人情關系，去老東家借用一下電鏡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然后再鄭重其事在項目申請書里告訴評委“雖然我現(xiàn)有平臺的科研條件差，但可以找別的科研機構長期合作，保障項目順利開展”。
然而事與愿違，劉小春找到某研究所技術服務部，提交了一個10萬元的電鏡租用合同時，對方的負責人婉拒了合作的請求。后來，他也逐漸想通了： “10萬元，對一個青年科學家來說是一筆巨款，但對于一個研究所來說，不過是毛毛雨，研究所沒有動力把機時對外開放”。
電鏡的事情沒解決，面上項目申請也被連續(xù)否了兩年。拿著學校前期給的180萬啟動經費，劉小春想著先把人找齊了再說。那是疫情第一年稍稍平緩的夏天，游橘子洲頭，再賦予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編號，發(fā)放聘書，空蕩蕩的實驗室有了點人氣。
不過千辛萬苦招了4個科研助理，其中3個先后離開，最長的干了一年，最短干了三個月。招到人的時候有多歡喜，離開的時候就有多難過。
“我不知道你是否經歷過這種悲壯，所有人都離你而去。作為老板，一個人離職沒有關系，你會覺得這可能是他自己的問題，等到第二個、第三個人紛紛離職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思考，可能是自己或系統(tǒng)的問題，看不到希望也沒有了未來”，劉小春說道。
沒有一件事情是順利的，幸好手里還有點經費，能夠飛到各地東借一下電鏡，西借一下電鏡，只是可以使用的機時有限，有了“上頓”沒“下頓”。劉小春形容那是一種安全感的喪失，“就像別人做細胞培養(yǎng)，前期培養(yǎng)了大半年，各種前期處理都搞完了，發(fā)現(xiàn)最后一個階段不可控，所有努力都白費了”。
采購了一些金屬材料的制樣設備、金相和力學性能檢測設備后，科研啟動經費基本花完了。他寄希望于學校，給校長和書記寫了兩封信。第一封信大致是：建議學校出資2000萬，建一個高端電鏡中心支撐學科發(fā)展。領導沒有給任何回復。后來，他又寫了一封，“我自籌1000萬建電鏡中心，學校只需要給我場地和政策的支持，財務獨立結算”。言辭懇切，但還是沒有打動校領導，對方回復說，既然是自己的錢，最好不要在學校里面搞。
這期間，劉小春曾向一位院士匯報自己的想法和經歷，老人家直接說，“小春啊，你想要在長沙理工大學里自建平臺搞起來，很難。”
二. 是否甘于過一種一眼到頭的生活？
劉小春承認，長沙理工大學給的300萬科研啟動經費，對于一個年輕人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從0到1建設一個全新的金屬材料研究平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實現(xiàn)的，許多人為此會花上十多年的時間。先從買一些些小設備開始，有錢了再買大型儀器，但劉小春的研究方向強烈依賴于先進的表征技術，電子顯微鏡是繞不開的工具。
如此執(zhí)迷于電子顯微鏡，為什么要做撤退的抉擇？
從表面上來看，是因為偶然轉動的命運齒輪讓人沒得選。出國深造的計劃被中美地緣政治角力中斷，簽證等了大半年遲遲沒下來，先前的工作已經辭了。但往深了再追問，是所有青年科研人員都要面臨的問題：是否甘于過一種清貧的、一眼到頭的生活？
在沈陽金屬研究所，基礎科研項目經費多到用不完，可真正可以用來績效激勵的并不多?！爱斈惆l(fā)現(xiàn)身邊做工程應用研究的同行，年終獎30-50萬或者是更高，自己拿到手的則是兩三萬，再加上生活的壓力，人就會開始懷疑科學之美的價值，也許只是小同行里孤芳自賞，當把目光逐漸拉遠，很可能還會被別人嗤之以鼻”，劉小春說道。
一項對承擔國家科技計劃的88家研究機構的1102名科研和管理人員的調查顯示，46.40% 的科研人員從國家科技計劃績效支出中獲得的收入占工資收入的比例低于5%，35.89%的科研人員的這一比重在5%～20%之間。其中調研的一個承擔為期4年的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項目組，績效支出總計21萬元，4名科研骨干平均每人每年1萬多元[1]。
出國作為“跳板”的路被堵上了，正值“雙一流建設”如火如荼，地方院校高舉高打在全球范圍內招聘人才，科研質量、單位層級與薪酬呈倒掛之勢。年薪制、協(xié)議工資、項目工資等與市場接軌的靈活分配方式，為吸引人才打開了政策空間。
順著這波人才流動的大潮，依靠還不錯的基礎科研能力，劉小春來到了長沙理工大學材料學院。由原來PI下面的科研人員，變成能夠自己決定研究內容，帶領2位PI，十多位研究生、數(shù)名科研助理的金屬研究所所長。天花板迅速被打破，留在原地意味著只有等待老一位PI退休，才可以真正做屬于自己的研究。
“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方式有很多種，有些是有捷徑的，有些只能循規(guī)蹈矩去打拼，我可能是屬于走捷徑的那一撥人”，劉小春總結這次抉擇時說道。他從不認為雙非是能躺平的地方，“壓力是一定要有的，太安逸了就永遠沒有出頭之日，在一個差的平臺里能獲得頭部的資源，這實際上是做雞頭還是做鳳尾的問題，來雙非只有這種差別”。
舊有的機制不夠好，一次抉擇就能一勞永逸嗎？顯然都不是。信奉個人價值的年輕人絕不缺少出走的勇氣，而缺失感悟現(xiàn)實后直面的能力。
在體制與市場的縫隙中，劉小春用畢生所學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路：買二手電鏡、自己安裝-調試-維修、用做科研的方式高水平運營低成本的電鏡中心，再用富人的心態(tài)做自己的研究工作。這既區(qū)別于第三方科研檢測公司，又區(qū)別于高校的儀器共享平臺，能夠兼顧質量與效率。
三. 建設電鏡中心從頭再來
儀器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工具。
上世紀30年代，電子顯微技術橫空出世，科學家借助磁場可以會聚電子束這一原理來觀察物質的骨架、血肉以及內部運行規(guī)律，其理論分辨率比光學顯微鏡大近二十萬倍。21世紀初，隨著球差校正技術的迅速商業(yè)化，人類對微觀世界的探索達到原子級水平。這種通用型、基礎性的設備，在生物醫(yī)藥、材料、新能源、半導體、化工、環(huán)境等領域掀起了一波認知革命。
于劉小春所在的材料領域而言，電子顯微鏡可以用來研究各種材料的微觀結構和相互作用，有助于改進材料性能和開發(fā)新材料，應用廣泛的納米材料就是在電子顯微技術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
高端電子顯微鏡是衡量一家科研機構硬實力的重要指標，然而這類大型高端精密的儀器設備開放度并不顯著。
李慧是上海大學分析測試中心副研究員，他表示，“熱門電鏡經常24小時工作，很難有休息的時間。至于其他設備，校外人員可以預約，一方面，預約網站內嵌于校園網，外來人員登陸不了；另一方面，幾十幾百塊的單子，收一點點錢，開發(fā)票跑各種流程，負責設備的老師根本就不愿意干?！?/span>
吳平（化名）是一家科研院所里從事礦物研究的青年學者，對于所在科研機構設備的開發(fā)程度他也表示，“共享平臺有20%機時的開放指標，但所里自己共享就使用完了，完全輪不到外來的人來用。”
劉小春這樣形容自己的窘境：電鏡好比“土地”和“鋤頭”，“現(xiàn)在這些生產資料都在地主手里，即使給人做長工，對方也不一定會要”，因此，他決心自己要拼力一試。
在劉小春即將步入35歲之際，他做了人生中最大一筆交易——賣房。這是一個危險的年紀，許多人的科研生涯折在了35歲。過了35歲，不能再申請國家青年基金，高校保持默契一般不會錄取35歲以上的青年博士。與此同時他的小女兒也即將呱呱墜地，生活的重擔愈發(fā)緊迫。或許是兩年的碰壁經歷讓他尤為堅定，回憶起當時的經歷，劉小春沒有表現(xiàn)出絲毫的壓力和擔憂，云淡風輕地說，“只是把它處理掉，我不會再回沈陽，也沒想過留后路”。
拿著賣房得來的200萬，還有研究所同事的彩禮錢、安家費，劉小春如愿擁有了人生中第一臺屬于自己的電鏡，一臺賽默飛聚焦離子束顯微鏡（FIB）。有了這樣的決心錢倒成了次要的事，做一點服務、攢一點錢、再買一個電鏡，如此循環(huán)往復，掃描電鏡（SEM）、透射電鏡（TEM），幾百上千萬的設備都有了。
劉小春第一次提出scientist-hub的理念是2021年8月。當時，F(xiàn)IB剛剛到貨，設備有大把空閑的機時，他發(fā)起了一個“60人60萬”的預存活動，存一萬塊錢可以抵三萬檢測費用。這是個賠錢的買賣，劉小春解釋說，“反正機時空著也是空著，到了一定年限還要折舊，不如拿出來給大家使用”。
也是在這次經歷中，他認識了許多新伙伴，逐漸找到了電鏡中心的生存之道。但是，高校報銷回款慢，電鏡中心生存并不像預想的那么順利，2022年年初是最艱難的時刻，劉小春不得不本人為預約機時的客戶提供技術服務，而這種高水平的服務在市場上是稀缺的。
同樣在2022年，劉小春的一位投資合作方的臨時毀約，出資1000萬元共建東北電鏡中心的承諾無法兌現(xiàn)。這一次他提出了“100位科學家共同出資1000萬” 創(chuàng)建一個由科學家“自主決策、智力融合、協(xié)同創(chuàng)新”的務實研究院的想法，來度過危機。許多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開始加入電鏡中心，幾萬、幾十萬地入股，現(xiàn)在他身后有七十多位科學家。
有人專程從外地跑過來跟他說，“這是科研界的小崗村模式，獨立自主、自立更生”；有人想和他建立穩(wěn)定持續(xù)的合作關系，補足自身領域的短板；還有人說，他做了我們想做而沒能做的事，即便失敗了也沒關系，就當是為夢想買單。這群人有一些共同的底色，并不處于學術金字塔的塔尖，經歷過或是正在經歷沒錢沒設備的階段。
眾籌買一兩臺電鏡在科研圈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李慧介紹，“都是小打小鬧那種，幾十萬買一臺掃描電鏡，幾百萬買一臺FIB，有幾個人就能維持下去，能有點盈利但規(guī)模不會很大”。
難得的是，兩年多的時間，劉小春運行起了包括FIB、SEM、TEM、球差校正在內近20臺電子顯微鏡，且實現(xiàn)了收支平衡并逐步良性循環(huán)發(fā)展起來。其科研成果登上了《Nature》、《Acta Materialia》等國際學術頂刊。
最先感受到變化的是劉小春團隊里的年輕人，“關于什么是好的科研”。即便拿到了博士學位，許多人都未曾好好和數(shù)據(jù)對話過，往往是做一次檢測必須要發(fā)一篇文章，否則就對不起導師提供的測試機會。劉小春介紹大部分年輕科學家發(fā)表科研論文的流程，“第一個圖擺實驗方法，第二個擺原材料形貌，第三個圖擺性能數(shù)據(jù)，然后放若干電鏡表征顯微圖片，疊滿八九個圖，開始寫文章。和八股文一樣，無非寫得好點投個好期刊，寫得差點投個一般的期刊，那樣的科研成果經不起時間的洗禮和同行的反復推敲”。
“現(xiàn)在他們都富有了，手上有好多數(shù)據(jù)，明白做研究不是靠數(shù)據(jù)堆疊，而是靠想法靠思考，即便不寫文章也不覺得浪費了”，劉小春說。
四. 在體制與市場的縫隙間生存
維持一個高端電鏡中心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水電房租是基本的開支，耗材和維修成本是大頭。單次故障維修費用少則幾萬，多則上百萬，一些電鏡管理人員為降低事故風險和維修費用往往會限制使用的頻率或人次。
在高校大家習慣購買商業(yè)保險解決問題，一臺電鏡每年的保修費高達百萬元，為了節(jié)省這方面的開支，劉小春自己培養(yǎng)了電鏡維修工程師，負責維修電鏡中心的設備。有一次TEM物鏡光闌滑絲后無法使用，面對采購更換周期漫長、價格昂貴的局面，劉小春團隊采取自主畫圖、機械加工、更換損耗件，錢就是這樣一點點從手指縫中省下來的。
不僅是節(jié)流，開源同樣重要。電鏡中心現(xiàn)有的70%以上設備都是二手的，包括從蘇黎世聯(lián)邦理工學院退役的300KV 透射電子顯微鏡（Philips Tecnai F30）, 從哈佛大學退役的二次離子質譜儀（Nano SIMS），從多倫多大學退役的雙球差校正透射電子顯微鏡（FEI Titan Cube 80-300KV）。原價都需要2000-3000萬元的設備，劉小春用200-300萬元買回來，大大縮減了成本。有賺就有賠，其中一臺日立的掃描電鏡（Hitachi S4700）買回來之后，沒有安裝起來，總共花費了50多萬元。劉小春看得很開，沒有把這件事太放在心上，“生活本身就是這樣，不可能每一次都賭贏了。我只需要這樣想：買一臺新的要花300多萬，如果能用就節(jié)省了一大筆錢”。
這種優(yōu)勢是科研院所無法比擬的，“二手電鏡再便宜也不能買，一是出了問題誰負責，二是采購的時候買個舊東西，根本沒法交差”，李慧介紹道。
劉小春起初攛掇大家買電鏡的時候，完全沒去調查市場上有多少科研檢測機構，直到最近他們才算了一下有9000多家，是一條非常內卷的賽道。這得益國家科研經費數(shù)十年的穩(wěn)步增長，大家都花得起錢了，想做測試的人越來越多。
在企業(yè)做檢測，效率提高了，一周之內肯定能拿到結果，但很多只能解決常規(guī)性的問題。吳平曾經參觀過東部一家日資測試公司，“操作員的技能都很高，流水線式作業(yè)，比如FIB有幾個步驟，挖坑提取、減薄、轉移，好幾個人來干這件事情，一人做一步，每個人都把自己這一步做得很精。從技術上來講完全沒有問題，但事實上沒有那么多理想狀態(tài)，一旦樣本和標準情況不同時，他們沒有辦法從全局分析并且改變方案”。
云視頻可以解決流水線檢測的弊端，但前提是實驗技術人員和委托者需要同頻共振。吳平用EBSD測試舉例，“如果樣品裝歪了或是裝備有點問題，這個時候需要和現(xiàn)場技術人員溝通并且兩人的對話在同一頻道上，才能實現(xiàn)想要的目的”。
東南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青年首席教授胡曉明（化名）也提到，“外面的檢測公司沒法跟人解釋，花了兩三個小時找不出東西來，跟劉老師一說就能明白，甚至還會給你一些沒想到的建議，反而對我們產出更好的成果是有幫助的”。
吳平提到自己珍貴的地外樣本，一共只有三份，數(shù)量極其有限，需要在里面找到不到3微米大小的顆粒。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用聚焦離子束提取、切片，再用透射電鏡觀測，只找到3個顆粒，前面兩份都失敗了，還有最后一份樣品，他需要認真總結經驗再一擊即中。“你沒法想象把這個拿到第三方檢測機構去做，太珍貴了，但如果是劉小春老師這種水平的人來做，我是放心的，這可以給許多沒有設備的年輕人提供另一條路”。
去年5月，劉小春和中科院上海微系統(tǒng)與信息技術研究所劉文柱等人發(fā)表于《Nature》晶硅太陽能電池變“柔”機理的封面文章就來自這樣的合作。兩年前的5月，通過朋友介紹，劉文柱找到劉小春希望做一個硅從本征“脆性”向輕質“柔性”轉變的微觀機理的研究。對方給出了研究和測試方案，劉小春起初沒太在意，只把它當作一個普通的項目來執(zhí)行，因為測試方案本身不太合理，所以最初的幾輪測試下來，并不足以解釋轉變機制。
這是一個比劉小春年紀還小的青年科學家，在三個月的交流過程中劉小春感受到了幾近沒有防線的開誠布公，因為這份信任他覺得理應幫助一下對方。因此他愿意重新設計實驗方案，并花兩天的時間幫對方深度解析數(shù)據(jù)、尋找規(guī)律。
劉文柱前期也找了一些985高校的電鏡中心，但都沒有破解這個問題?！八麄兌紱]有深度去考慮，因為這不是自己的課題”，劉小春表示，“他把寫好的文章初稿和成熟的數(shù)據(jù)全部交給我時，我就意識到，這種互信值得我付出所有的努力”。
身在科研院所，吳平理解這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狀態(tài)?！拔乙步洺Ｗ鰧嶒?，但我從來不會去測別人的樣品，自己想做的都做不完，怎么可能去做別人的，除非是關系特別好，一起攻關某一個項目”。
劉小春電鏡中心的設備算不上頂尖，許多業(yè)內人士評價“大概在中等985、211高校的水平”。
“至少像雙球差電鏡，他們團隊里是沒有的，但是院士團隊手里不止一臺雙球差。難得在于他的利用電鏡率比較高，普通人用球差才能看到的效果，他用場發(fā)射透射電鏡就能實現(xiàn)”，胡曉明介紹道，“國內和他技術水平相當?shù)娜瞬簧?，但這幫人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圈子，以前都是院士的手下，很難接近并且建立合作關系。劉老師對我們這種普通青年教師開放，比較適合大眾”。
劉小春很早就有一個電鏡夢。那是一臺完完全全屬于自己的，不必平衡各方關系，能隨意支配時間的電鏡。從院士團隊出走，回到最廣大的青年科研人員群體中來，在體制與市場的縫隙中，他憑借自己的技能贏得了屬于自己的尊重與夢想。
他沒有那種天才的經歷，技術也沒有達到無可取代的地步，但他選擇提供市場稀缺的專業(yè)知識，并以平等共享的精神聯(lián)合一批科學家，這是一個可以公之于眾的“陽謀”。
五. 科研命運共同體
站在劉小春身后的是一批85后的年輕科研人，是平行坐標上的另一個自己。
他們的痛苦一點都不比劉小春少。88年出生的王順（化名）是一名入職兩年的青椒，學校里有一臺十多年日本電子“老古董”的電鏡，三天兩頭壞掉，一個月正常工作的時間只有五六天。管理員是半路出家來搞電鏡，完全不會修，每次都找工程師來，后來工程師也厭煩不來修了。雙傾桿買來只是放著，實驗人員自己不操作，也不讓別人用，擔心把設備用壞了。
公共服務平臺的設備相對好借用，而課題組與課題組間的壁壘更像是一場人的政治。另一位青年教師入職東部某985高校時沒有加入任何一個課題組，實驗室一無所有，自己需要的設備百分之七八十別的課題組都有。但有前輩好心地告訴她，“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用錢解決，要不后面有許多紛爭”，利益分配是一件特別難的事，“光署名感謝別人的設備肯定不行，最差也得掛個名字，遇上比較貪婪的老師，掛名字都不行得掛個通訊作者”。
通過私人關系借用時靈時不靈。王順曾親眼見證，一個課題組老師找另一個課題組老師借掃描電鏡，倆人私交非常好，后來被團隊里的老大發(fā)現(xiàn)了，老大還專門在群里出了通知“禁止任何老師私下幫別人去測樣”，搞得大家都很尷尬?！按蠹抑饾u形成了習慣，這是他們自己的財產，很多東西很可惜的，買回來不用就生銹了，過三四年資產排查，發(fā)現(xiàn)還有這些設備，直接報廢掉”。
2018年，科技部開展大型儀器設備績效評價工作，對各高校的開放共享工作起到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院級的共享仍受制于人的意志。“想要改變一些東西就得壯士斷腕，比如讓院長來干這件事情，得罪了院里某位大人物，人家拍拍屁股走人了，相當于給學校造成了人才流失，誰來負這個責任？”，吳平說。
劉小春熟練掌握先進技術得益于他職業(yè)生涯早期的訓練。他還記得最開始使用電鏡的時候，“導師4點多要去接孩子放學，之后就把電鏡交到我手里。電鏡的管理員誤以為我被培訓得很好了，也就撒手不管。我假裝自己用得很好，但實際上我當時連插拔樣品桿轉晶帶軸都不會。機時充足，等管理老師走后，再慢慢地查資料摸索。有一個自己探索的過程，理解得也比別人深刻一些。也聽不到管理老師的警告‘這個不能按，那個不能點’ ”。現(xiàn)在，他自己開始搞電鏡職業(yè)技術教育與培訓，他也鼓勵初學者自信地從插拔樣品桿開始，電鏡合軸、光路調節(jié)和轉晶帶軸等高階技能統(tǒng)統(tǒng)要學會。
有了電鏡技術的加持，高效率的試錯與迭代讓他的科研工作進展比別人快一些，很快發(fā)了第一篇《Science》論文。“博士期間產出的科研成果是決定青年教師發(fā)展的分水嶺，產出頂級論文去985、211更好的學校做科研，沒什么成果就去普通的高校”，他說，“去中科院、去985高校或是去長沙理工這種雙非學校，并不代表人智力上有多大的差異，都只是機遇和選擇而已。事實上，只要肯給錢、給團隊、給項目，任何人都能成長起來”。
隨著我國青年科研隊伍持續(xù)快速壯大，國家自然科學基金（NSFC）青年基金項目資助率仍呈現(xiàn)下降趨勢已成不爭的事實，由2013 年的25.20%降至2022年的 17.23%[2]?！敖Y合我國歷年人口出生率預計，未來10年每年的博士畢業(yè)人數(shù)仍將持續(xù)增長，到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基金委在2022年度績效評價綜合報告中寫道[2]。在理工科領域，馬太效應尤其明顯。沒有進入名校及大課題組，和許多項目就從此分手，買不到設備也招不到學生。
一位師弟曾告訴他，“師兄，我沒錢沒設備，但我有好的想法，能不能用你的設備開展一些工作？”。他回復說：“放手去制定你的研究方案，我的科研助理和設備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成果也全部歸你，這個工作中產生的費用，就先給你記著；師兄這里有一個鈦合金企業(yè)的橫向課題，實驗數(shù)據(jù)采集的工作量由科研助理完成，你的研究背景正好是鈦合金，邀請你把關一下實驗方案的合理性，完成最終的數(shù)據(jù)處理向企業(yè)做一個PPT交付報告。這個項目經費的30%（可談）歸你，用來抵扣原位TEM的實驗費用，剩余的經費再轉給你?！?nbsp;
務實研究院亦是如此，大家出資成為股東，享受電鏡中心使用優(yōu)惠，再通過聯(lián)合做橫向項目的方式，獲取更大的收益和參與公司分紅。
他沒有按照一切世俗的標準，帽子、經費、項目、職稱、學校排名，去遴選參與者的學術潛力，只需要研究方向不同即可。他承諾兩年之內對研究院的發(fā)展不滿意，創(chuàng)始科學家可以收回投資，也給大家吃下定心丸。
提議發(fā)出后，有人專場從外地飛到長沙，出資30萬說服劉小春接受他，幫忙分析研究院運行的優(yōu)勢與發(fā)現(xiàn)方向，“屬于科研工作者自發(fā)組織，自籌經費，風險共擔，致力解決我國科學研究及工業(yè)生產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個人認為意義如同安徽小崗村式改革，打破利益固化局面”。
吳平在一位儀器工程師那里聽說了劉小春的故事。他和另外一位朋友之前就有對獨立運營電鏡中心非常感興趣，現(xiàn)在有人為自己沖鋒陷陣，他很快就把錢打過去了。家里人擔心說道，“這人你都沒見過，要不要去實驗室考察一下？”。他回復道，“實驗室有啥好看的，我天天在實驗室里，算是為興趣買單，而且他去做比我自己去做，實施得更好”。
王順早在2021年就加入了scientist-hub，這兩年和劉小春有過六、七次合作。他非常感激劉小春能夠提供機會，不限制學校平臺，每次都能從他的直播和數(shù)據(jù)分析中獲得新的啟發(fā)。還有許多人都是網上聊過的陌生人，一拍即合就入股了，希望“報個團做更多合作”。
從他的朋友圈里能夠感受到運營一個電鏡中心的瑣碎，轉發(fā)優(yōu)惠促銷活動、材料大會展位推介、管理公司回復留言制度、參觀其他電鏡中心、人在旅途的感想視頻、在B站做演講，在微信做電鏡技術直播……
“在大多數(shù)人的心目中，學術是純粹的、甚至近乎神圣，以探索未知世界或自然界的客觀真理自居，不應該與商業(yè)化關聯(lián)起來，否則就是玷污了學術的純潔性?！眲⑿〈罕硎荆暗珱]有充足的科研經費、完備的硬件平臺與技術執(zhí)行團隊時，科學家也要學會兼顧當下與遠方，以解決自己和團隊的生存問題為首要任務，保存有效科研戰(zhàn)斗力，也是非常有意義的?！?/span>
務實研究院的創(chuàng)辦，或許是劉小春在探索新型科研發(fā)展模式道路付諸的具體實踐。“即使有這么多人，還是有翻船的可能，一旦科研技術沒有競爭力，便不會有訂單了?！?，劉小春說。去年年底，學校從貼息貸款中撥給了4000萬經費給金屬研究所，采購兩臺球差電鏡，建設一個高端電鏡中心。努力一方面被看到，一方面又以沉重的壓力襲來。時至今日，務實研究院依舊是一個松散的聯(lián)盟，橫向項目并不好接，科學共同體的走向仍是一個未知數(shù)。
參考資料：
[1] 潘昕昕,張纓 翟妍.(2022).我國科研人員薪酬激勵制度改革進展、問題和對策.科技管理研究(12),28-33.
[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2022年度績效評價綜合報告
